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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为工作中的米玉红。 |
图为心内重症中心主任宁尚秋援藏期间为藏族同胞查体。 |
心血管疾病是危害人类生命健康最严重的疾病之一。北京安贞医院近年来提出“双心医疗”的理念，相关科室致力于全面提升心血管临床医疗服务的质量，关注并改善心血管疾病中的心理情绪等致病因素，发展适宜技术，规范临床实践，在医疗科学体系中融入更多关爱，真正做到以患者为中心，促进人民群众全方位全周期的双心健康。
关心患者内心感受
一位82岁的老学者，躺在北京安贞医院急诊危重症中心的病床上，经过积极的治疗本应为顺利拔除气管插管高兴，老先生却哭了起来。这是为什么？
急诊危重症中心主任米玉红，不久前向本报记者回忆了当时的情况：“我们按照程序拔除了气管插管，一边鼓励、一边清理老人口腔的痰液……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操作了。但没想到，经历过抢救、气管插管、吸痰这些痛苦的过程他都没有哭，此时却因无法咳痰痛哭起来。”
在场的人一度不知所措。凭借着多年的经验，米玉红意识到，一个人连咳痰的力量都没有，还需要别人帮助，其内心往往会受到冲击甚至会出现自卑和颓废的情绪。因此，她没有丝毫犹豫，立马上前，拍拍老人的肩膀进一步安慰，凑近老人的耳旁送去鼓励，告诉他拔除气管插管之后都会有类似的过程。渐渐地，老人开始平复下来。
后来有人对这件事如此评价：“年轻时他是人群中的佼佼者，安排各种事务泰然自若，可如今吐口痰都需要别人的帮助，昏迷时没感觉，醒来后发现这一点，怎能不感到悲哀？身边的医护人员如同己出的儿女照顾自己，岂能不为之动容？感情是复杂的，表现是真实的。”
“患者的痛苦，技术解决不了的部分可以通过人文来弥补。在急诊，没有任何一项技术能让患者瞬间释然，但是语言可以。这就是我提倡人文急诊、关心患者内心感受的原因。”米玉红说。
对此，同样面对危重症患者的心内重症中心（CCU）的副主任李江很认同。
“最开始说建设人文科室的时候，我们心里一方面是忐忑的，一方面是期待的。忐忑是因为在CCU重症患者达到90%以上，大部分患者下不了床，部分患者没有自主意识，能不能建设好人文科室，我们心里没有把握；但他们周围每天环绕着的，是大量冷冰冰的器械，最需要人文关怀，最需要有温度的医疗。”李江说。
安贞医院CCU由于救治的都是重症患者，对患者采用“半限制性”疗护方案，患者出不去，家属进不来。“在这里的时间长了，有的患者就会产生心理上的问题。有一个词叫‘监护室综合征’，患者本来身体上的病就很重，如果心理上再护理不好的话，必然会影响恢复。”李江说，“我们经常遇到一些患者，在CCU时间长了，或睡眠不好，或饮食变差，甚至强烈要求出院。他们在得到精神上的温暖和关怀以后，恢复效果就会慢慢好起来。所以从患者角度来说，建设人文科室，是很有必要的。”
让患者活得更有质量
CCU医生的夜班是从下午4时开始，结束的时间原则上是第二天上午8时，但实际上要看自己主管的患者病情是否稳定，如果患者病情不稳定，必须处理到病情稳定了才可以下班。
作为CCU的一名青年医生，朱佳佳最长的一次夜班上了24小时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CCU的一条准则――“完整管理”。
“从一开始问病史到给他/她做检查，从诊断到治疗，从入院到出院，患者对你都是很依赖的，完整管理对患者的身心康复是非常重要的。同时，对于一个年轻医生的成长也非常重要，有利于临床经验的积累、临床思维的建立。”朱佳佳说，“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处理好患者的身体疾病就好，但是逐渐会发现，患者不只是一个生物体，更是一个社会体，不管是心脏还是心理，都需要关心和帮助。”
在CCU，让患者“心”安，不仅仅是把患者从生死线上拉回来，让患者坚定地活下去，如何让他们活得更好、更有质量，也是医护人员要思考的问题。
温柔地给老人带上呼吸面罩，时刻关注透析仪工作状态及数据变化，替患者举着手机和家人视频通话……姜昕是一名刚工作5年的年轻护士，在她看来：“对这些高龄和重症患者，不仅要具备敏锐的观察力，迅速的应变反应能力，更要给他们足够的心理安慰和人文关怀。”
“我们给患者提供全住院周期的人文呵护。”李江说，入院的时候，对于意识清醒的患者进行充分的、有针对性的宣教，缓解患者焦虑――让其知道进了CCU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；住院期间，心理医生早期就参与进来，配合医护团队给高危患者进行评分，力求早发现监护室综合征，主动进行预防和心理疏导；出院的时候，会给到患者4个处方――医疗处方、饮食处方、运动处方、心理处方。
“对高血压患者，我们提供低盐低脂的饮食方案、适量的运动方案；对心衰患者，我们提供如何限盐限水、如何康复的方案。”李江说，“我们希望患者早日以‘双心健康’的面貌回归社会。”
医患共同决策
在急诊危重症中心，患者的情况大都十分凶险。米玉红接诊过一位老年心梗患者，有很多并发症。“我们先用药物进行保守治疗，患者好转之后，家属说不想做手术，因为会诊医生通知说风险太大、太多。他们来问我的意见。”米玉红说。
“我说如果是我，肯定做，因为不做的风险比做的风险还大还多。”米玉红帮他们衡量了风险和获益的比例关系，“‘万一’肯定存在，作为医生，哪怕风险比例是万分之一的机率都要告知患者或家属。但是，是不是因为这万分之一可能的风险就放弃很成熟的技术，是需要权衡一下了。现在我们费了半天劲才把患者的病情稳定下来，具备了手术条件，如果不做手术，病情恶化再考虑手术，很可能完全失去了手术机会。最终，家属同意了，手术很成功。”
通过这件事，米玉红再次确认了自己的理念：“手术并发症的风险和不做手术产生并发症的风险，我需要充分告知，让家属在充分了解利弊的前提下理性选择，这才是真正的医患共同决策。”
医患共同决策是人文关怀的重要方面，是对患者及家属选择权的尊重。安贞医院CCU和急诊危重症中心的医护人员对此十分清楚，并积极践行，尤其在患者情况难以挽回的时候。
有一位91岁高龄的老人，在急诊危重症中心3个月的治疗期间，经历了有创气管插管、反复气管镜吸痰、间断的肾脏替代治疗和心力衰竭治疗等诊疗手段后，非常虚弱，有时连嘴里的痰都没劲咳出了，只能靠护士用手指“抠出来”。
勉强维持了一段时间之后，米玉红找到老人亲属“摊牌”：“我对老人基础情况的摸底，您认同吗？”回答：“没问题。”
“如果我是亲属的话，医生已经充分评估病情及不理想的预后，那么医生的建议就应该是有说服力的，对吧？”回答：“对的。”
“如果发病前就没有了高质量的生活，继续积极治疗下去，医疗费用不说，咱们需要考虑到老人此时此刻躺在病床上被痛苦折磨的心理感受，对吗？”回答：“对的。”
“就这样，我们小心翼翼地聊着，亲属突然哭了，哭得很伤心，道出了没有来得及尽孝的遗憾、现在放弃有创治疗后于心不忍甚至会遭到社会‘谴责’的后顾之忧。”米玉红回忆说，“我递过去纸巾，没有说什么。最终，老人的亲属对我说了声‘谢谢’，我能够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释然和真诚的谢意。放下了思想上的包袱，他妥善将老人转回当地医院，陪老人走完后续的日子。”
“相比没有任何生活质量的长寿，我更在意的是康寿。”米玉红说，“作为医生，除了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技术，还可以做什么呢？我可以明确说，还可以做很多有温度的事情。”